1970年左右的纽约，大量的未成年人加入到涂鸦的行列,Taki 183就是其中一员.由于被纽约时报跟踪报道，他在大众眼里成了现代涂鸦的先驱。而到了1984年，在纽约地铁涂鸦到达顶峰之时，纽约交通局开始对其产生大规模的围剿。经过5年多的努力，纽约交通局胜利在望。Daily News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他进行了采访。

在另一个传奇人物—Zephyr的个人网站里，他也特意引用了这篇报道。并对这篇报道这样评论:

Daily News是右翼分子的喉舌，对于他们的报道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但遗憾的是，他们竟找到了Taki 183，把他描述成一名改过自新的良好公民，一个毫无骨气的辩护者。

咳咳,下面开始翻译这篇报道，水平有限哦^_^

涂鸦教父回望他昔日的涂鸦王国

By Joel Siegel Daily News, April 9, 1989

Taki 183是现代涂鸦的教父(译注:用Godfather来形容Taki有点过，不过正和这篇报道的用意)，他曾在纽约市辉煌一时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他当年一手打造的王国眼看就要被交通局瓦解。
到了5月12日，交通将结束最后一节涂鸦车厢的服役生涯。
但对于Taki来说，这并非坏事。他现年35岁，经营着一家进口车维修店。他说自己对地铁涂鸦的泛滥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他感到抱歉。
“回想往日，再看看如今的地铁，你会为此感到难过”Taki说，同时他要求不要公开他的姓氏。“我没想到事情会越闹越大，但事实已经明摆着了，现在的地铁已经污秽不堪”
1960年代末，一大批的孩子加入了涂鸦的行列，但Taki是最活跃的一个。他当然也得到了最多的关注，特别是到了后来他开始用Taki 183涂鸦地铁车厢和纽约东区的墙壁。
“我当年用完了很多记号笔”Taki对News Daily说。
很快，Writer们开始自称艺术家，把地铁当成了自己的画室。他们喷的Pieces有整车厢那么长，充满气球状的字母和弯曲的三维设计。
交通曾两次重新喷刷那些被涂鸦的车厢，在停车场拉起锋利的防护栏，成立反涂鸦小组，用法律诉讼威胁孩子的家长，让抓到的涂鸦者清洗车厢。但这些都无济于事，沮丧的交通局官员只有认输（译注:瞎蒙。原话：But nothing worked, and frustrated TA brass all but threw in the cleaning towel）。”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源去整治他们。他们人多势众。”负责交通局第207街道维修厂的Paul Pettit这样说。”负责交通局第207街道维修厂的Paul Pettit这样说。
David Gunn当上交通局长后于1984年开始对涂鸦展开多方面的围剿。那时交通局的6,200节车厢已经全军覆没。
陆续的，干净的车厢开始服役。这些车厢有的是新买的，有的则是经过了重新维修和粉刷。
交通局的清洁工也于1984年从600人扩充到1600人，并配备了强大的清洗工具。而交通局的管理人员和交警也都加强了保安。
如今，只有C,L和M三条线路还有一些涂鸦车厢。但他们也将于5月12日彻底退出。
讽刺且令当局颇为得意的是，如今Taki自家的店面也饱受涂鸦的困扰。“我也是个受害者”他说，“我粉刷了那些涂鸦，但过了两个星期又被涂了。不过我猜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吧。扯平了。”
他说他偶尔也有涂鸦的欲望，但当年他涂鸦车厢只持续了三年，之后就收手了。
“ 已旦我决定开拓自己的生活，我就不再涂鸦了。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安家落户，结婚生子。”

阅读全文…

这是个犯罪现场。一名穿着卫衣和牛仔裤的年轻人，坐在反光的地铁座位上，正在乱涂他对面车窗上的玻璃。
据警察说，图片是星期一下午一点，被一名机敏的上班族用手机抓怕下来的。他把图片上交到 Crime Stoppers hot line,这是一项用于揭发犯罪行为的新举措。
警局专门负责涂鸦案件的人仔细研究了这些照片，认定这个年轻人叫Andrew Morello，18岁。较早前已经因为在汽车上涂写“Shelly”而被捕过一次。
警察于星期五在他的住所逮捕了他。期间他曾反抗，并弄上了一名警察的手腕。
Morello面临许多方面的指控，包括故意伤害，涂鸦，拘捕以及非法持有涂鸦器材。
现在有了手机，就会出现成千上万潜在的目击者，涂鸦者要小心了。新闻详情请看graffiti news.

book: Fixing Broken Windows

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·辛巴杜(Philip Zimbardo)于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，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，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 布朗克斯区。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辆，他把车牌摘掉，把顶棚打开，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。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，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。后来，辛巴杜用锤子把 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。结果呢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，它就不见了。

以这项实验为基础，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“破窗效应”理论，并共同出版了一本书 Fixing Broken Windows。他们认为：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，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，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。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，犯罪就会滋生、繁荣。

这本书的作者George L. Kelling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任纽约交通局的顾问。从1984年到1990年，纽约的地铁涂鸦遭受了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清洗。